聆听深河桥的足音｜穿越80年的贵州抗战印记

孟秋黔南，山色如黛。

骤雨初歇，独山深河桥下流水淙淙，石桥静卧，青苔斑驳，桥上的210国道车流如织。

深河桥老照片。资料图

这座桥，见证了日军入侵黔南的滔天罪行，也见证了中国军队和贵州各族儿女英勇抗争的光荣事迹。

从1931年北大营的枪声，到1937年卢沟桥的烽火，再到1944年深河桥的爆破声—中国抗战的血路自北向南，最终在黔南的群山中迎来转机。

重建后的深河桥静卧山间。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刘青摄

黔山莽莽，八十载风云激荡。当抗战胜利的荣光穿透历史云烟，照耀在今日贵州葱郁的山川之上，那些曾被炮火犁过的土地、被血泪浸染的河流，回荡着民族存亡之际的壮烈呐喊。

贵州，这片烽火岁月里的战略后方、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以非凡的坚韧和巨大的牺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上镌刻下无法磨灭的“黔”字印记。

今天，我们聆听深河桥的足音。

历史的足音

黔山肃立，深河呜咽。

在深河桥抗战遗址陈列馆，服务中心主任岑光礼站在一张地图前，声音低沉：“那是贵州近代史上黑暗的一页。”图上密布的箭头与模糊标注，将记者的思绪拉回1944年那个凛冽的寒冬。

日军进犯黔南示意图。资料图

1944年11月底12月初，十余天时间，日军7000多名士兵从广西突入黔南，直指独山、荔波、三都、都匀等地，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黔南事变”。

“全城瓦砾，一片丘荒。路旁遗尸，随处皆有。”《独山县志》写尽悲怆。县城大火七日不绝，上万间房屋损毁，黔桂铁路遭日军严重破坏。

抗日战争时期，黔桂铁路上逃难的士兵和难民。图片来源：《贵州省抗战损失调查》

在独山黑石关战斗遗址—当年黔桂公路要冲，原独山县档案史志局副局长李天和眼里噙满泪水，讲述父辈经历：“日军混进逃难人群，交火时却将老百姓推向枪口……”他沉默片刻，“无数难民倒在这条路上，尸堆成障，下面还埋着炸弹。”

独山县黑石关战斗遗址。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卢素梅摄

战火灼烧土地，更撕裂命运。

逃难至独山的湖南教师刘耕之的回忆录藏着断肠之痛：“逃难人群中，一位青年一手抱着三岁幼子，一手搀扶白发老父，腰间麻绳系着怀孕的妻子。一声‘日本兵来了’，老父瞬间被冲散踩踏、再无踪迹。青年发疯般拖出妻子，两人瘫坐田埂，抱头痛哭。”

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大十字一带变为一片废墟。资料图

时间轴再向前推移—

1939年2月4日，18架日机空袭贵阳，投弹129枚，死伤2100余人，1345栋房屋被毁，大十字一带顷刻间沦为废墟。7月29日，7架日军飞机轰炸独山麻尾老街，由于正是赶集日，250人被炸死，75人受伤，大半条街道成为废墟……

英雄的足音

深河桥抗战遗址陈列馆展廊，一张泛黄素描仍在咆哮：布依族汉子卢永章怒目圆睁，高举斧头朝日军劈去。

“这是独山人的血性！”岑光礼话语铿锵，“1944年冬，两个日本兵闯进屯脚寨作恶，卢永章二话不说，带着十几个乡亲，操起斧头柴刀直扑而上。”

这样的故事，在1944年冬天的贵州山野间如星火燎原。

三都石板寨，水族村民50余人自发组织抗击数千日军，打死敌人8人；黎平600名苗侗子弟组队出征广西……

抗日烽火熊熊燃烧。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赤合特支随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动员进步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1935年初，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随即配合中央红军宣传抗日主张；始建于1938年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成为转运军需、护送中共重要人物的中枢。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转运了大批军需物资。图为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开往八路军驻地途中。资料图

忻口战役，遵义籍连长刘眉生在战前写下家书，最终长眠太原；淞沪会战，三都籍参谋长滕久寿壮烈殉国，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写下“血洒淞沪”条幅以慰英灵；徐州会战，平坝籍团长陈蕴瑜战至最后一刻英勇牺牲；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的贵州“草鞋兵”，打通滇缅公路坚守怒江，保障国际援华物资运抵中国抗战前线。

抗战期间，贵州出征将士达639631人，每100个贵州人中，就有6.4人走上战场。

有人正面御敌，也有人敌后周旋。八路军120师359旅参谋长、七星关人刘仁被俘活埋，至死未吐一字；普安籍工程师罗会廉放弃优渥待遇，屡建奇功，被日伪于安徽高楼庄残忍杀害，年仅30岁。

而更多的付出，是沉默的。

在黑石关旧堡垒旁，李天和手指县城的方向：“我父亲参与修建独山机场。他说，那时候，塌方、轰炸、饥饿—人像草一样倒下。”他顿了顿，“但没有一个人退。”

这不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一代人的命运。

在晴隆“二十四道拐”，3万士兵与5万多名民工悬于峭壁，用铁锤和钢钎，“凿”出了这条令人胆寒的“抗战生命线”。1937年至1945年间，总计将45万吨国际援华物资运抵抗日前线，抗战中后期，每日超过3000辆卡车由此驶过。

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遗址。拍摄：约翰_F_阿尔伯特(John F. Albert）图片来源：陈亚林

在黔东南黄平旧州机场、黔桂铁路，以及贵州连接邻省的多条公路干线上，没有番号、不曾被详细记载的数万贵州民工，用血肉之躯筑起一条条生命通道，用最简单的工具、最质朴的勇气贡献“东方战场”上的贵州力量。

薪火的足音

1941年，陆军军官学校四分校一路西行，从广西迁至离深河桥几公里外的独山县城。

“四分校在独山办学虽短，却培养出一批军事人才。”县档案馆馆长杨惠蓉轻轻翻动泛黄的档案感慨道。

硝烟弥漫中，贵州不仅是交通要冲，更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的庇护之地。

几乎同一时期，一场无声的文化迁徙在黔贵大地悄然进行。故宫文物历经艰险，秘密运抵贵阳六广门毛公馆、安顺华严洞。幽深的喀斯特溶洞中，80箱国宝安然存放6年，无一损毁。

而在贵阳城郊的地母洞，原藏杭州文澜阁的140箱《四库全书》，跋涉两千多公里最终密存于此。天晴时，专家们轻手轻脚开箱翻晒，文明的薪火，在这小心翼翼之间延续。

藏于贵阳地母洞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资料图

与此同时，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率领下，于1940年2月西迁遵义湄潭。

1939年6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前排左三）与部分师生在遵义的合影。资料图

在破庙中上课，在桐油灯下写论文，浙大师生以“求是”精神扎根贵州—李政道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常常枕着美国《物理评论》杂志入眠；苏步青在微分几何领域开辟新天地；王淦昌提出探测中微子的方法；农学院师生改良稻种，被老乡亲切地称为“救命菩萨”。

战火虽烈，文教之根却越扎越深。

彼时，贵阳成为战时文化重镇。沙驼剧社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力报》同仁彻夜编发号外；画家以笔作枪，作家以文为帜……徐悲鸿在此义卖呐喊，巴金在黔中小屋写下《憩园》《第四病室》，作曲家汪秋逸的“江南三曲”从贵州传遍大江南北。

战争可以摧毁城市，却断不了文化的根。

正义的足音

1944年12月2日，美军上尉富兰克·亚瑟·格里森引爆炸药，深河桥在巨响中崩塌，切断了日军北上步伐。

美军飞行员在黄平机场拍照。资料图

这座桥，成了中国与国际正义力量携手的象征。

今年7月中旬，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与飞虎队后代来到黄平旧州机场。目睹宽阔的主跑道和美国空军陈纳德将军雕像，他难掩激动：“我花了30多年寻找飞虎队在华作战遗址，这里是最棒的见证。”

1941年，陈纳德组建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抗侵略。战后统计，800余名飞虎队员从这里起飞，鏖战长空，创下击毁击伤日机120余架的战功。

乌江河畔，苏联空军金角罗夫烈士长眠于此。29岁的他，在广西南宁对日作战返航途中不幸殉难。80余年来，沿河百姓视如亲人，修墓立碑，建起纪念广场。

战争不仅是前线的交锋，更是后方保障的较量。

陈亚林向记者讲述美军与中国人民共同抗战的故事。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卢素梅摄

日军封锁交通后，大量援华物资经滇缅公路、滇黔公路运往全国各地。位于关岭和晴隆两县交界处的北盘江铁索桥是咽喉要道，1939年至1942年遭日军数百架次轰炸。“修了炸，炸了修。”原晴隆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陈亚林翻开发黄的相册，目光如炬，“它是屹立在北盘江上的一座抗战生命线，为护桥通路，以及抢修‘二十四道拐’，坚韧的晴隆人民与美军通力协作，誓死保卫运输线。”